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

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表明仁德离不开知觉智慧，这里需要正确的是非善恶判断。生存权因之成为仁义的第一权利，并成为道德的基石。

按他的简别：亲亲，仁也。故作为王道之始标识的养生丧死无憾，其实就是孟子期待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的解决民众生计的理想，它实际构成孟子仁义道德的重心所在。从孔子所言和儒家仁学后来发展的实际看，从仁爱出发讲道德，展现为一种含义十分丰富的场景和内容。【8】明末高攀龙立足生生发挥说：‘道二，仁不仁而已。士志于道，岂能无其仁?故夫子诲之以‘依于仁。

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而其中所流淌的，正是爱的情怀。这个存在论的证明，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角度来看，便是对天理的追问。

不是蕴含道理的经典主动发生感应，而是自主的我让它产生感应。教化，按照荀子的观点，也是一种感应。道即事物当然之理，或者说，理之当然者便是道。汉儒董仲舒对此进行了回答，他将圣人与苍天联系起来，以为圣人通天人、知晓天意，圣人的观念产生于天意，圣人所制作的人道效仿了天道，与天道本质上是一致的。

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朱熹进一步指出：感，是事来感我。

理学家的思辨的道理感应论，不仅坚持早期自然感应论的气质属性，即将生存建立在气质变化基础之上，生存首先是生生不息、气化流行，生存即气动。天理本身是不能直接感动的。言诚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作为歌词的《诗》，其主要功能便是以其中的善气感化天下人的气质的善心。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寿夭乃是善恶之气所致。传统理学家的道理感应论仅仅强调说：任何的行为都必须符合道理，感应活动也必须符合道理，却忽略了道理的复数情形，忽略了如何从客观的道德原理转变为主观的道德准则。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

成德之气为善气，致刑之气为恶气。这些复数的道理，在某个具体行动中，只有一个能够幸运地从法则（rule）转变为准则(maxim)，成为指导行为人某个具体行为的原理。

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儒家的仁义等道，天下之公道也。

所谓八卦，孔颖达曰：‘四象生八卦者，若谓震木、离火、兑金、坎水，各主一时，又巽同震木，乾同兑金，加以坤、艮之土为八卦也。道路乃是人们对行走经验的总结。五、结语：感应论的三种形态生存即感应。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只有自主的个体的参与与主导的气化活动才是真正的超越性感应活动，这便是自主感应论。那么，乐为什么会有善导人心的政教功能呢？或者说，乐如何做到感化人心、引人至善呢？其秘密便在于二气感应，即用乐中的善气激发人身上的善气。

理学家常常说天理或良知发用而流行，仅仅是一种说辞，其真正的意思并非如此。因于气质之性而发生的行为也是一种感应。

它体现了行为人的自主性。二程曰：阴阳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

而圣王所作的乐声自然能够激发人的正气、感动人的善心。它并非天理直接与人心的相遇，而是人心与圣贤气象的相遇。

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到底，须是知了方行得。专于感而言，则感又兼应意，如感恩感德之类。二程曰：且如昔人弹琴，见螳螂捕蝉，而闻者以为有杀声。 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将人的生存视为一种气质存在。

普遍之道，韩愈曰：道与德为虚位。或者说，异类感应是万物产生的机制之一。

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或者说，它以为万物本源于气。

不言天地而言两仪者，指其物体，下与四象相对，故曰两仪，谓两体容仪也。这种感应，朱熹称之为玩味：看文字，不可恁地看过便道了。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只有自主性的个体才能作出如此抉择。当人们对这些经典进行阅读与理解时，这种由永恒之理与气质之物所形成的经典之物能够对被教化者产生巨大的影响。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

朱熹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词气温和，义理精密如此。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

与自然的天文相比，人类社会以故意的人文来改造人，从而实现天下政平。董仲舒将对儒家人道的合法性追问从圣人转移到苍天之上，似乎为儒家人道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据。

这段话揭示了易学的生存论，即万物的变化首先产生于太极，然后出现两仪、四象和八卦。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